近年来，每到夏季，社交媒体上关于空调的讨论便层出不穷——从大学宿舍是否该装空调，到地铁推出强冷、弱冷车厢以满足不同人群需求，空调已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必需品。与此相关的话题，例如公共场所空调温度是否过低，也因此具备了公共属性。

今年入夏以来，与空调有关的热点持续涌现。在极端高温天气下，海外对空调的需求激增；与此同时，国内社交平台上关于空调的讨论热度不减。其中，关于公共空间空调温度最激烈的一次争议，出现在8月9日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上。

当天，导演邵艺辉上台领取最佳编剧提名荣誉。发表感言后，她提出一个“小建议”，称会场“空调太冷了”。主持人回应，空调温度设置得低，是为了照顾像穿皮衣的演员王传君这样的与会者；邵艺辉则反驳：“他可以脱呀！我们大多数人穿的都是夏装。”

这个小插曲迅速引发热议。网友分成两派：一些人支持邵艺辉，认为她有权表达不适。穿夏装的人确实会感到冷，主办方在设定空调温度时应考虑这一点。另一些人则认为，这种小事没必要在领奖台上提，如果觉得冷，完全可以加件衣服。邵艺辉只顾及在会场坐着的女明星，却没考虑忙碌的现场工作人员可能会热，被扣上“不为打工人着想”的帽子。

一位当时在现场的百花奖志愿者告诉新周刊，她在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入场，穿着短袖和长裤，因空调温度低，手臂被冻红。和她一样，许多志愿者也认为会场很冷。下午两点后，人员陆续到场，会场的温度才显得正常些。但这位志愿者仍认为，“温度不可能偏高”。不过，也有其他工作人员表示，现场一点都不冷。

除了邵艺辉，不少女性也表达了对公共空间空调温度过低的感受。说唱歌手于贞的原创歌曲《她和她和她》聚焦女性职场境遇，其中，翻译Rita在工作现场“头皮发麻，轻微腹痛，会场有风，汗流到手中，手不受控，气氛沉重”。Rita肚子疼可能是压力所致，而在评论区，有翻译从业者分享了自己的体验：大型会场会开很冷的空调，译员通常需穿正式裙装，受凉会导致肚子疼。这条评论获得了超过1万点赞。

比起争论空调温度设定该迁就谁，更值得追问的是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公共空间温度，真的照顾到大多数人了吗？

在办公场所走一圈，常能看到女性员工的椅背上搭着各式各样的“办公毛毯”或外套，这堪称女性摸索出的办公室生存技能。

假设办公毛毯有规则怪谈，它或许是这样的：

你是女性。那么，第一次进入这间办公室，请先阅读以下规则。

第一条：夏天上班，请自备毛毯。不要因为室外气温超过35℃就质疑这条规则。

第二条：请选择厚度适宜的毛毯。太薄没意义，太厚易引起同事注意。如果有人经过你的工位，停下来问：“有这么冷吗？”请回答：“还好。”不要试图解释，因为解释通常不会改变温度。

第三条：如果隔壁的女同事突然开始搓手，请把毛毯往她那边分一点。这是办公室最古老的互助制度之一。不要询问行政，因为行政会告诉你：“空调显示26℃。”

第四条：下班时，请记得收好自己的毛毯。没有人会相信，你刚刚在“冰窟”里过了一天。

带着对公共空间“薛定谔式温度”的疑问，记者联系了上海市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、同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副教授罗茂辉。他解释，公共空间中标准温度的设置，是根据“平均人”适应的温度来制定的——“平均人”指从社会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，取平均值，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。

现代社会，人们穿梭于各种人工环境中：上下班乘坐地铁或公交；在写字楼办公；在商场里逛街。舒适的室内环境，让我们得以更自如地生活。

那么，人工环境应该如何设计，才能保证人的舒适度？科研人员用“热舒适”来描述人在人工环境中的冷热感受。除了考虑常见的温度、湿度、风速和辐射温度等环境因素，还需要考虑人体本身的代谢水平和服装热阻。服装热阻，可以理解为衣服帮助人体留住热量的能力，衣服越厚，通常越能帮人保暖，服装热阻也就越高。

如果把人体看作小火炉，人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，人吃进去的食物通过消化吸收等一系列反应，最终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到环境中。通常来说，一个人怕冷意味着其代谢水平低，活动中的人和静坐的人相比，代谢水平更高。代谢水平会受到年龄、饮食结构和肌肉量等因素的影响，比如，吃牛羊肉时，我们会感到浑身发热，需要散发的热量更多；肌肉量高的人，代谢水平更高，更不怕冷。

20世纪60年代，丹麦学者P.O.Fanger建立了影响深远的PMV热舒适模型，预测人群的平均冷热感受。这一模型，被广泛应用于空调工程标准中。

不过，“平均人”并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。在《看不见的女性》一书中，作者写道，美国办公室的标准温度于20世纪60年代制定，依据是平均年龄40岁、平均体重70公斤的人群的静息代谢率。然而，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传统热舒适模型中的人体代谢率所采用的标准值，主要建立在男性平均水平之上。

研究者认为，用这一数值估算女性的代谢水平，可能产生明显偏差，最高可高估约35%。研究者因此提出，与其使用统一的标准代谢率，不如尽可能采用更接近实际人群的代谢数据，以更准确地预测不同人群的热需求。

模型中的偏差，最终会不会真实地反映在现实中？另一项大规模调查提供了更直观的观察。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，分析了来自美国168座城市、435栋办公楼的38851份调查问卷。结果显示，38%的受访者对办公室温度不满意，明显高于热舒适标准所设定的20%不满意率上限。而在这些对温度不满意的人中，女性占近三分之二。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女性对办公室温度不满意的可能性约为男性的1.8倍。

女性的代谢热量通常比男性低。而且，在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这样的大型活动上，男女的着装要求不同：女性以裙装为主，而男性通常西装革履。所以，在同一个环境中，女性会觉得更冷，是一个客观事实。

2007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，如此规定：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，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20摄氏度。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，26℃的确是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，也相对节能。但是，就体感来说，为什么很多公共空间还是冷到离谱？

罗茂辉向新周刊解释道，假设只考虑经济利益，公共建筑管理人员倾向于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5℃或26℃，甚至更高。因为室内外温差越小，所耗电量越低，也越节能。以商场为例，其用电成本占总用能成本的40%—60%，北京或上海一个大型商场一年的电费，可达2000万元以上。

空调在设计时需要考虑“不保证小时数”，为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留出余量；空调系统必须有能力扛住少数特别炎热的时刻。但大多数时候没有那么多极端天气，不需要满负荷制冷，所以可能出现“大马拉小车”的情况，局部区域因此变得过冷。

有些公共场所会使用空调测温探头。但探头只有少数几个，且优先对准设在门口或墙角的空调开关位置；这些地方的温度往往比会场中心区域高，探头检测到较高的温度，传递给空调总控的信息就是需要加强制冷，因此，会场中心区域会更冷。

不过，除了设计和测温装置的偏差，现实中，有些公共场所冷到离谱不是因为技术失灵，而是有意为之。

空调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让人保持清醒，这是新加坡前首相李光耀笃信的原则。他曾评价空调“改变了热带地区人民的生活”，即使外面酷暑难耐，人们也可以在室内工作。因此，他表示，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务员办公楼安装空调，以便提升政府行政效率。新加坡政府机构的空调温度被设置为22℃，其依据是：有研究指出，人们在21—25℃的环境下工作时效率最高。

然而，问题恰恰藏在为效率而设定的温度标准里。长期以来，办公室是男性主导的工作空间，西装、衬衫、长裤是典型的西式商务着装搭配，服装热阻高。新加坡尤其如此，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，即使身处热带，男性上班仍然需要穿着西式正装。

随着女性大量进入职场，性别差异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，2019年，一项实验显示，随着室温升高，女性在数学和语言任务中的表现会有所提升，男性则相反；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性表现改善的幅度，大于男性表现下降的幅度。因此，研究者提出，在男女共同工作的办公室中，将空调温度适当调高，可能提高整体工作表现。

如今，我们正面临着过度制冷的情况。数据显示，据估计，每年美国商业环境过度制冷将造成100亿美元的电力浪费。

全球燃料供应链正在受到中东地缘形势的冲击。因此，新加坡重新计算冷气的成本，开展“节能25”运动，要求政府雇员将空调设定在25℃。按照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的说法，空调温度每调高1℃，能源需求大约可减少10%。

公共空间的热舒适，本应在不同人群的需求之间寻找相对公平的平衡点。但现实中的天平常常偏向希望“更冷”的一端。这种偏向，不仅让一部分人——尤其是女性——承担更多不适、降低工作效率，也意味着额外的能源消耗。

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迷信低温？

毕竟，过去一个多世纪，我们习惯了致力于改变人造环境的温度，以迁就人们的着装和生活方式，却很少反过来。如果办公室里有人需要在盛夏披上毛毯，以迁就极其耗能的空调温度，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，将空调温度适当调高，为怕热的人设计一条体面的“职业短裤”？